追寻浏阳花炮的远源

孙文辉

正当人们对花炮始祖的真与伪、对与错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，我来到了浏阳。我想，人们寻找花炮的始祖，无非是在寻找浏阳花炮的渊源。我应该避免落入这个“发现始祖”的陷阱，从新的角度去寻找答案。

——因为，浏阳花炮的历史非常悠久是一个客观的存在；事物本身应该有一个真实的发生、发展和发达的历程。

在近些年来对湖南文化源头的考察和调研的经历中，我得到了一个启示：无论历史的变化如何千头万绪、错综复杂，但总会留下一些藏形匿影、蛛丝马迹供我们去探寻。

1、从一个传闻说起

年3月13日至20日，由湖南省政府牵头，省政府督查室、发改委、财政厅、审计厅、文化厅等省级非遗保护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单位，组成了5个督查小组，对全省14个市州开展了国家级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督查检查工作。我作为非遗专家代表参加了第四组在怀化市、邵阳市的督查工作，这个组的组长是财政厅的张玉坤处长。

因为督查工作常常要提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源流，这引起了张处长的兴趣。有一天，他突然问我：你知道浏阳人的来历吗？我说：不知道。他告诉我：浏阳曾经是关犯人的地方，后来，他们帮助岳飞打杨幺立了功，朝廷将这块地方赏赐给了他们；他们成了最早的浏阳人。

对于这一说法，我闻所未闻。我十分好奇，追问道：这有什么根据？他答道，他也是听说的。再问，他说，浏阳人“为祖先讳”，肯定不会留下任何相关的记载。当然，我的追问自然是毫无结果。

我无法忘记这一传闻。明嘉靖辛酉《浏阳县志·风俗》载：“僻居山中，人性劲悍而决烈。颇知礼义，士不干谒[①]。人多高年。处乡落者务于农桑，居市廛者业于商贾（旧志）。哭死多哀。客楫罕通。市无奇异珍玩之物。龟山过化[②]之邦，素称多贤之地（宋汤荧《学记》）。中州版籍，户口居最（《题名记》）。颇同扬州风土（出《隋书》，按《吴陵志》：扬州幽邃而地把美，故民惟事耕、桑、樵、渔，性多朴野。稻粱饶足）。流风善政，韦布[③]知所尊仰（张南轩《飞鷃记》）。颇杂越风。（《出记》按《图经》，越风，其性舒缓，其俗俭啬，喜讼好巫。又郭璞记：逢兵不乱，逢饥不荒。）浏阳人之性格，正是那种曾历经人生最低谷、后又饱经风霜，从而形成了一种劲悍决烈，不附强权，大智大悟，淡泊宁静的群体性人格。

谭嗣同、唐常才如此，胡耀邦、王震亦是如此；更多的浏阳汉子、浏阳巾帼也是如此！

由此上溯，也许，最早的浏阳居民，真是一班苦海回头的浪子，一伙弃恶从善的囚犯！

这可能有些让今天的浏阳人难以接受。但我想起了余秋雨先生在他的散文《乡关何处》中的一段话：“可以为祖先讳，可以为故乡讳，但讳来讳去只是一种虚假的安慰。远古的祖先在地底下大声咆哮，儿孙们，让我真实，让我自在，千万别为我装扮！”

2、岳飞与杨幺

飘渺的传说提供了些许可以探寻的线索：岳飞、杨幺。

这是两个真实的历史人物。

两个历史人物的交际出现在宋代的洞庭湖区。于是，我们打开了陶澍、万年淳在清道光五年（）修纂的《洞庭湖志》[④]。

《洞庭湖志》卷七“事纪”正好有这么一条记载：

南宋癸丑、绍兴三年（），湖贼杨幺僭号大圣天王。十月，王击幺于鼎湖，败绩，诏岳飞移兵讨之。……

乙卯（绍兴）五年（）闰二月，张浚视师潭州。浚以建康东南都会，而洞庭据上流，恐杨幺滋蔓为害，请乘其怠，急讨之。至醴陵，释邑囚数百，皆幺谍者，给以文榜俾招谕其诸寨，皆欢呼而去，于是相率来降。出《续通鉴》。

公元年三月，杨幺在洞庭湖区举事，十月，前来镇压杨幺的宋军遭到了惨败。宋高宗诏岳飞自池州发兵前往潭州进行弹压。同时，宋朝廷沿用文臣督军的惯例，命右相兼知枢密院事张浚（～）以都督诸路军马的头衔，亲临湖湘。

张浚，汉州绵竹（今属四川）人。南宋名相、抗金名将，西汉留侯张良之后。时人称之“忠贯日月，孝通神明；勋在王室，恩在生民”。年，张浚“至醴陵，释邑囚数百，皆幺谍者，给以文榜俾招谕其诸寨，皆欢呼而去，于是相率来降。”这三十余字讲述了一个“醴陵释囚”的故事。这个故事究竟是怎么回事？《洞庭湖志》说明资料出自《续通鉴》。于是我们又找来《续资治通鉴》，在卷一百一十五·宋纪一百十五，我们看到了有详细一点的描述：

浚行至醴陵，狱囚数百人，尽杨太遣为间探者，安抚使席益传致远县囚之。浚召问，尽释其缚，给以文书，俾分示诸寨曰：“今既不得保田亩，秋冬必乏食，且馁死矣。不若早降，即赦尔死。”数百人欢呼而往。浚至长沙，贼首黄诚、周伦先请受约束，然诚等屡杀招安吏士，犹自疑不安。浚遣制置使岳飞分兵屯鼎、澧、益阳，压以兵势，贼大惊，遂定出降之计。

原来，这数百名囚犯，是杨太（即杨幺）派出的间谍，被安抚使席益传捕获之后，放逐到远县（醴陵）囚禁。什么要启用这些犯人呢？这就涉及到岳飞的用兵之策。

原来岳飞进驻湖南之后，并不急于用兵作战，而是了解敌情，寻找对策。他们发现杨幺的军队有一个规律：他们春夏耕耘湖田，到秋冬将收获的粮食运往湖中水寨，将老小妇女藏于湖中，然后聚众出湖“四出为暴”。以前，宋军因无水军不便春夏作战；杨幺闹事又往往在冬天。因此，宋军在冬天进攻杨幺，往往累遭败绩。岳飞与张浚商议：先分遣军马，扼杨幺之要路，断其粮道；严行禁止交易，断绝粮食的外部来源。同时乘杨幺不备，盛夏讨之。此时杨幺的部队正分散四处耕作，仓促应战，疲于奔命。此时，岳飞又派人蹂践田地中的禾苗，使起事部队有了冬天绝食之忧（《续资治通鉴》卷一百一十三·宋纪一百十三）。在岳飞采用破坏陆耕，长围久困，以求瓦解敌之军心，消泯敌之斗志战略的同时，张浚来到了醴陵。

醴陵所押之囚犯，正是洞庭湖上的“桀黠”之徒，即凶悍狡黠之人。张浚释放了这帮人，并给他们以文书召示各洞庭水寨：“今年田地里颗粒无收，冬天必将饿死；今天大兵压境，不如早早归降，可以赦免一死！”数百名囚犯一听此言，“欢呼而往”。

这里有一疑问：这数百名关押在醴陵的囚犯，是否就是最早的、今浏阳的居民呢？

同一条史料，在另一处的记载透露出了新的信息。宋人李心传所编纂的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这样记录了这件史实：

是日，张浚至潭州。初浚自建康西上而枢密副都承旨，沿江制置副使马扩，自武昌召归乃以为都督行府都统制。浚行至醴陵狱犴，数百人尽扬太遣为间探者，安抚使席益传致远县囚之。浚召问：“尽释其缚，给以文书，俾分示诸寨曰，今既不得保田亩，秋冬必乏食，且馁死矣。不若早降，即赦尔死。”数百人欢呼而往。浚至长沙，贼首黄诚、周伦先请受约束，然诚等屡尝杀招安吏士，犹自疑不安。浚遣制置使岳飞分兵屯鼎、澧、益阳，压以兵势。贼大惊，遂定出降之计。

这里与前条引用，不同之处是：“浚行至醴陵狱犴”，多了个“犴”字。犴，古代乡亭的牢狱（《辞源》诗·小雅·小宛：“哀我填寡，宜犴宜狱”）。这条史料告诉我们：这数百名犯人，不是关押在醴陵城邑，而是囚禁在属于醴陵的乡亭狱犴。——这个地方是哪里？

我们认为：关押这数百名洞庭囚犯的地方，就是今湖南醴陵的南桥、浏阳的金刚，江西上栗的金山这一群山环抱的区域。

宋代的犯人要服徒刑，即强制性劳役。在这样荒山野岭中，不能耕作，服什么劳役？“大窑”这个古老地名告诉我们：这些犯人，很有可能是做一些与“窑”有关的劳作，如制陶瓷、做砖瓦、烧木炭。大窑，正是醴陵瓷的源头；只是后来由于花炮产业的发生，使陶瓷的生产、销售转向了醴陵。大窑，也便变成了“大瑶”。

今日的浏阳大瑶，很有可能就是宋代关押洞庭湖囚犯的“醴陵狱犴”。

然，大瑶与花炮产业的源头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

上述引用的资料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中，那句“贼首黄诚、周伦先请受约束”提到了一个人物，这个人物是周伦，以后的事情，应与他有很大的关联。

3、将军到浏阳

平定杨幺的战争结束以后，如何处置战区二十多万失败者成为了王朝考虑的首要问题。过去，封建王朝对战俘的处置多为：斩草除根、杀一儆百。而岳家军素称仁义之师。岳飞对败军及家属分别作了如下处置：

1）对二万七千余户愿归业者“给出公据”，“各量支米粮归业”（岳珂《金佗稡编》卷十九《平湖寇申省状》，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九十一），这多指在湖区农田作业的农民，或在湖上作业的渔民，给出证明，让他们各归其业。

2）几万名壮丁编入军队（岳珂《金佗续编》卷二十七），这与抗击外来侵略者的实际需要、而南宋时期人口急剧减少有关。

3）周伦等部，另编横江水军，并不隶属岳飞（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九十二）。

4）“无所归著”者，被遣送遥远的地方，“遂以逃荒之田，令其力农”（嘉定《镇江志》卷四《军田》）。

5）将浏醴萍三县交界之处的原“狱犴”之地——大窑的土地，赏赐给了数百名获得战功的“狱囚”及家属；他们成了最早定居这一区域的浏阳人（传说）。

岳飞将善后事宜大致处理完毕，便须撤离湖湘，回鄂州等地防秋。临走之前，焚毁了洞庭湖三十余所水寨之防御设施。幕僚黄纵对岳飞说：“今日不血刃而平大寇，散匿于湖山者亦多矣。贼见德而未见威，甚惧其复反也，宜耀兵振旅而归。”岳飞见言之有理，便在鼎州（今常德）举行大阅兵，以示军威。

此时，南宋的另一名将刘锜来到了浏阳。刘锜骁勇善战，深受张浚的欣赏并曾多次举荐。当岳飞讨平杨幺之后，正在湖南的张浚想中途截留刘锜任岳州（今岳阳）知州。但没有得到宋高宗的批准。

明嘉靖《浏阳县志》留下了刘锜的《霜华山》诗一首，这首诗也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抗金名将的心声：“尽扫妖氛六合清，匣中宝剑血犹腥。夜观星象鬼神泣，昼绘风云龙虎惊。重振山河归大宋，两扶社稷复南京。山僧不识英雄汉，只管叨叨问姓名。”霜华山，在浏阳市金刚镇石庄村，山上有寺名石霜寺，始建于唐僖宗（～）年间。年10月25日，浏阳市金刚镇石霜村将军组，发现刻有“宋刘琦将军”墓碑。村民疑为刘锜。此发现虽与刘锜无任何瓜葛，但此地有小地名为“将军组”，而“宋刘琦将军墓”又确实存在，并有墓葬被盗，至少能证明这一带确有宋代军人及家属居住过。而据《长沙县志》《醴陵县志》等资料记载，这一带也确有纪念刘锜的庙宇，和刘锜传说的存在。

4、战争与花炮

洞庭之战与浏阳的花炮又有何关系呢？

这就要说到前面曾经提到的周伦其人。

周伦，岳州人，生卒年不详，是杨幺军中的一员大将。

李心传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八十载：“知鄂州程千秋遣准备使唤李宝入周伦寨招安，得其报以归诏。以宝为进义副尉，宝补官在此月。”这里是说鄂州（湖北）知州程千秋派李宝去洞庭湖周伦水寨招降周伦，得到了回应。李宝也因此由“准备使唤”升迁为“义副尉”。后来，周伦果然成为了李宝的部下。

周伦是杨幺手下的什么角色呢？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八十五有交待：他是起义军领袖黄诚之党羽，“自称统管乡社水陆兵马”。卷八十九又说：“浚至长沙，贼首黄诚、周伦先请受约束”。卷九十二载：“见管湖南水军及周伦等所部置十指挥，并于手背上剌‘横江水军’四字。”梳理这几条信息，我们得出如下结论：

杨幺的大将、水军首领周伦被宋军招降后，加入了新组建的横江水军。水军的首领是谁？

——就是，入周伦寨招降的李宝。

李宝，《宋史》卷三百七十列传一百二十九有传。传中记载李宝指挥的一次出色的海战：“鼓声振垒，海波腾跃。敌大惊，掣碇举帆(起锚升帆)，帆皆油缬，绵亘数里，风浪卷聚一隅，窘束无复行次。宝亟命火箭环射。箭所中，烟焰旋起，延烧数百艘”，“火四昼夜不灭”。宋军将士实施远程攻击后，又跃上对方尚未燃烧的战船，与敌军短兵相接、白刃格斗，“壮士跃登其舟，短兵击剌殪之”，金军大败。完颜亮苦心经营的庞大舰队“樯橹灰飞烟灭”。

在南宋初期，宋高宗即位之初，宰相李纲就“欲于沿流帅府、要郡、次要郡置水军，以习水战”。通州知州郭凝要求“下属县支钱和买战船”，置办火箭、手炮、木棹、竹牌、手弩、戈、矛等兵器，“措置教阅水战人兵”（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卷八）。但由于投降派掌权，建立水军的动作迟缓，而湖南更无水军。因此，当杨幺起事时，湖南宣抚使兼知潭州的李纲（～）匆忙“拘集沿江鱼户，得三千人，屯潭州，言于朝，乞合兵讨荡。”（《续资治通鉴》卷一百一十一）这种临时组建的水军在进攻杨幺时却不堪一击，杨幺的战船“方浮舟湖中，以轮激水，其行如飞，旁置撞竿，官舟迎之辄碎。”（《宋史》列传·卷一百二十四·岳飞）

自湖南平定洞庭之乱后，张浚在杨幺战船和水军的基础上，开始建立起正规的水军。火箭、手炮等作战的武器开始用于水军。李宝对金军完颜亮的胜利，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取得的成功。

横江水军的火药从哪里来？

这就让我们想到周伦，想到迁居浏阳大窑的洞庭乡亲。

由于战乱，大窑的陶瓷生产、销售很难维系乡亲们的生计；于是，易于生产制造，而战场急需的火药、火箭、手炮，自然成为了扶贫济困的首选。而万山丛中的浏阳大窑，正是一个能够秘密生产战争武器的理想场所。

于是，火炮（火箭和手炮）就在这种特殊的时刻、由于人与战争的机缘与巧合，终于在浏阳的大地上开花。

历经宋、元、明、清历朝历代，浏阳的土地几易其主，但花炮的生产却因人们生计的需要而延续下来；战争来了，弹药与火炮成为了必须生产的物资；战争走了，火药与花炮伴随着和平而行销四海。

浏阳人以此生存了世世代代，却忘记了那一些曾经创造了陶瓷和火药的、最早的浏阳人——自己的祖先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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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长沙花炮禁燃区

此文为对浏阳花炮起源的探索，有些推想，还需要考古和文献来证明。现将拙作公之于众，以求扩大视野、开阔思路，完成我们湖南人的蛮野寻根。

[①]干谒：指为某种目的而求见权贵。

[②]杨时（—）字中立，号龟山，宋绍圣年浏阳县令。过化，即谓经过其地而教化其民

[③]韦布，古指未仕者或平民的寒素服装，借指寒素之士，平民。

[④]陶澍、万年淳修纂《洞庭湖志》岳麓书社年，第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