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今天开始，我将与大家共同品读一本书，这本书的名字叫《浏阳乡土志》。

乡土志，是晚清兴起的一种方志新体裁，几乎等同于县志。《浏阳乡土志》成书于光绪三十四年（公元年），是浏阳历史上的第九部县志，也是传统县志中的最后一部。有学者做过统计，清朝末年全国修纂了多部乡土志，而《浏阳乡土志》广受好评，被专家誉为“晚清乡土志之翘楚”，“其在体例、内容及观点诸方面都有过人之处”。

其实，《浏阳乡土志》算是一本秘笈。我读到它时，那种兴奋、欣喜的心情，丝毫不亚于一位武林中人见到梦寐以求的武功秘笈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《乡土志》成书后并未马上出版，而是尘封了六十年才在台湾出版，又过了二十多年，上世纪八十年代才传回浏阳，现在距它成书已经一百多年，它在浏阳的数量也不过两三部，了解它、读到它的人并不多。也就是说，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，大多数浏阳人并不知道这部书的存在。

《乡土志》上一部县志为同治十二年（年）县志，下一部县志为年所修，内容截至年。这两部县志期间有年时间。如果没有《乡土志》，这百多年将没有系统的历史记载，尤其是清末三四十年，浏阳发生了什么大事，出了哪些人才，将是一片空白，形成断层期。而《乡土志》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，接上了这个断层。

可以看出，从时间维度上来说，它对研究浏阳历史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。

另一方面，《乡土志》还填补了内容的空白。受重农轻商思想影响，历代县志忽视氏族、宗教、实业、物产、制造、商务等纲目，记载不详甚至不记，而这些方面《乡土志》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。想系统了解浏阳有哪些鸟兽虫鱼、风物特产，清末浏阳的经济商业发展情况如何，浏阳近两百个氏族的迁徙及人口情况，就非读《乡土志》不可。

打个比方，《乡土志》好比一扇窗，这扇窗里面有浏阳——我们的故乡、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——全方位的风景，可以看到浏阳的历史沿革、古今兴衰，看到各种历史人物的事迹和精神，看到浏阳丰富多彩的风土人情，富饶的名优特产。

今年夏天，我曾细细翻阅这本奇书秘笈，喜悦的阅读体验至今还回味无穷，如品一杯好茶，唇齿留香。好东西要与人分享，好书尤其如此，我很想与大家分享这样一部好书。

这本书的作者是谁？我们先来了解一下。

《乡土志》是清末修志局的集体成果，但主要编者是黄徵。黄徵，生于清同治十二年（），卒于民国二十一年（），享年六十。他原名祖勋，字颖初，号聿（yu）园。医院的门诊楼叫颖初门诊楼，是他儿子黄彰任捐资修建，以他的字命名纪念的。

黄徵的祖父黄瑞麟是浏阳名医，以医济贫，乐善好施，给穷苦病人免费看病和赠药，去世时很多百姓到黄家哭丧吊孝。民国十年，大总统徐世昌明令褒扬他的事迹，并赠“一乡善士”匾给黄家。父亲黄焕吾也以医药救济贫民百姓，置家财于不顾，乡里人士戏称其为“疯子老太爷”。

黄徵幼年聪颖，有“神童”之誉，但家道中落，父亲在外地，母亲刘氏纺纱织布挣钱，供其上学。黄徵在十二岁就作了一首《促织诗》：

“促织复促织，夜阑应噤声。母劳嗟可息，窗畔已鸡鸣。”

大意是要促织（蟋蟀）不要再叫了，窗外已经快天明了，而母亲已经纺织了一整夜，十分劳累，应该让他安稳地休息了。这首诗一方面显示了黄徵少时的才华，同时也可见他颂扬母亲慈爱勤劳的孝心。

十五岁时，黄徵因家贫准备辍学，乡邻戚党感念他祖父黄瑞麟的恩德，共同资助他完成学业。十七岁，他就到私塾教书，贴补家用。光绪十八年（年），黄徵二十岁，考中秀才，租住到县城南市街。

光绪二十二年十月（年），谭嗣同回浏阳，欣赏黄徵的才华，聘请黄徵为幕僚，“典其签记”，如同现在的秘书。这年冬天，谭嗣同到南京候补官职，黄徵一同前往，从武昌顺长江而下，他们在舟中诗酒唱酬。在此前后，黄徵写成《传音快字简法》一书，谭嗣同为之写序，赞“其音学之渊浚，体要之灿著，词翰之茂密，思致之锐入”。

清末，许多爱国知识分子认为汉字难学，阻碍科学文化的普及，主张将汉字改为拼音文字。曾任驻美公使馆翻译官的蔡锡勇以北京话为标准，设计了一个汉语速记方案，编成《传音快字》一卷，以速记符号作拼音字母，声母符号二十四个，韵母符号三十二个，合声韵以切一字，变换符号位置以表示四声。黄徵认为该书还不够简便，在该书的基础上编成《传音快字简法》，“取其二十四声而十八之，三十二韵而十二之，取其未备之声韵而摄之，取其辨四声之界限而无之，简几倍矣”。谭嗣同在写给别人的信中，说黄徵的《传音快字简法》“将福建蔡氏所制字母减去一倍，而其用转加数倍，为近日一大奇事”。可惜此书失传了。

后来，谭嗣同还在黄徵的帮助下设计出《管音表》，目的在于以长沙方言为基础，对比各省方言的声调，从而在全国范围推行《传音快字简法》。尽管黄、谭二人在改革汉字方面的探索有其局限性，但精神可嘉，也是晚清维新变法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
据邓潭洲的《谭嗣同和黄颖初》一文（《船山学报》年第2期），在南京前后，黄徵还曾为谭嗣同重要著作《仁学》的撰写、定稿和校对作过贡献。谭嗣同曾赠联给他：“去天五尺城南杜，如月之初江夏黄。”

次年三月，正是黄徵母亲刘氏的周年祭日，黄徵感念母亲养育之恩，未能报答，“伏地恸哭不已”，由于哀伤过度，忽然精神错乱。谭嗣同请医生治疗，没有效果，于是派人将他送回浏阳。回浏阳后不久，黄徵却奇迹般地康复了。有人就说，这是黄徵母亲有灵，不想让儿子与谭嗣同一起去冒戊戌政变的危难。

黄徵虽然和谭嗣同共事的时间不长，但谭嗣同的佛学思想和重视经济事业及科学技术的思想与主张，却对他有所熏陶和激励。甲午中日战争中国失败以后，为了救亡图存，谭嗣同呼号兴办经济事业，以此作为维新变法的首要之图。他在《兴算学议》中强调开采“所有之矿以裕财源”，“多修铁路”和“多造浅水轮船”以便利交通，“商务则立商埠以集商会，通力合作以收回利权”。于此同时，谭嗣同还强调向西方学习，发展科学技术。

谭嗣同《群萌学会叙》中说，甲午战后，中国能大变风气，发愤自强，治新学者，首推湖南，而湖南则首推浏阳。当时，谭嗣同、唐才常等人宣传新学，兴办算学社，成立群萌学会，开矿兴商，在全国开风气之先。

谭嗣同等人的维新思想和实际举措，对黄颖初深有影响和激励。黄慕兰说，民国后黄徵的思想转向信奉“实业救国论”。实际上，黄徵在清末编写《浏阳乡土志》时，就特别注重记述浏阳的经济商业情况，迫切希望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，为振兴中国经济创造有利的条件。这个后面我们还会讲到。

年11月

（未完待续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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